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应该说，它也带来了人文精神下滑的问题。于是，学术界才有人开始探讨重建人文精神的问题；于是，水墨画界才有人陶醉于十分纯粹的花鸟画、山水画中（不含商业性的花鸟画、山水画），更有一些新文人画家向往于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他们的目标的确很明确，希望用清心寡欲、逍遥自在、归真返朴等传统价值观来抗衡现代文明的弊病，以超越消费社会对人造成的巨大压迫感。
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上述艺术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他们的行为足以表明，由于商业社会的价值观猛烈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观，新的价值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人便成了无根的浮萍，他们或者在中心的位置上不择手段地致富，或者在边缘的位置上无可奈何地忍受空虚、迷惑、孤独与寂寞。在此时，重返历史的精神家园，对某些人并不失为一种超越现实的途径，它可以唤起一些人自身灵魂的苏醒和新生。
我们可以发现，当传统艺术样式赖以立足的根基正在掏空之时，完全依赖于传统的艺术样式不但不能很好应答来自现实的挑战，还会使水墨画演变为一种装饰品、工艺品。事实上，上述艺术家的作品往往被许多消费者误读为一种泛审美的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艺术符号随着历史的演变，深刻的人文内涵日益消失，并转换为纯审美的艺术符号。正因为如此，水墨画应当关注当下，应当对都市中人的生存状态给予必要的重视，应当与当代文化进行对话的问题。在我看来，社会的转型要求艺术家重新审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和关注点。而新的切入点与关注点又必然扭转甚至开创水墨画表现的面貌格局。一味固守古代文人的价值观，总难免造成文化心理上的隔膜。此外，城市化这一社会进程，对于水墨画来说同时又是一个新的艺术符号生成和扩展的过程。“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中的一些作品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作者们的创作灵感并不是来自过去，即传统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而是直接来自现代都市。利用时代的新变，他们为水墨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毋庸置疑，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水墨画家，已经在着手做类似工作了，他们都力图通过对各种具体生活方式及生存状态的揭示，来达到文化分析的目的。可以说，他们是在以生活化的方式实现作品的意义。据我所知，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水墨画家，现在根本不把反传统当作主要的目标去追求，但从他们的作品来看，他们已经有力地超越了传统，因为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已经全然不同于传统文人画家。为了深刻揭示都市中人的精神及生存状态，他们总是在媒材的许可范围内，设法用一个精心组织的符号系统或图像系统去叙述外在世界。而且与写实性绘画不同，他们并不以再现的方式处理来自现实的符号和图像，而强调从总的意象、本质上去把握现实，这就使来自现实的图像与符号往往被分解、重构、夸张、甚至被变形，也使水墨画的媒材特点被充分挖掘出来。他们用作品有力地反驳了水墨画只适于往抽象，却不适于往干预现实方向发展的理论预测。当然，眼下我们还不能说，这批以现代都市为创作背景的艺术家已经臻于完美的境界，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会干得更好。水墨画也会随之与当代文化建立起更加对应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跨世纪的意识不断在推动我们进行新的创造。宗古人的绳墨、步洋人的后尘都无以完成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根据当代文化提出的问题去探寻水墨画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针对传统水墨画去提出问题。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水墨艺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水墨画家的历史责任。还要强调一下，在“后殖民”的国际语境中，简单地以古典文化样式或者外国样式加传统媒介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确立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必须明白，新的国际文化语境对民族身份的要求，不光在于语言方式的民族性，还在于语言内涵的本土性和当代性。对后一点，我们是不可小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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